Vitalik新文：权力均衡与去中心化

作者：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编译：金色财经

我们很多人都害怕大企业。我们喜欢这些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讨厌价值万亿美元的垄断性封闭 生态 系统、变成准赌博的电子游戏，以及为了牟利而操纵整个政府的 公司。

我们很多人都害怕大政府。我们喜欢警察和法院、公共秩序和各种公共服务，但我们不喜欢政府随意决定谁胜谁负， 限制人们的言论 、阅读 和 思考，侵犯人权或发动战争。

最后，我们很多人都害怕这个三角形的第三个角： 暴民。我们喜欢独立的公民社会、慈善机构和维基百科，但我们讨厌暴民私刑、取消文化，以及像法国大革命之类的事件。

从本质上讲，我们喜欢进步——无论是在科技、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但我们害怕历史上最强大的三个进步推动者。

针对这一难题，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权力均衡的概念。如果社会需要强大的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就应该保持均衡——要么每种力量自身内部保持均衡（例如，公司之间的竞争），要么彼此之间保持平衡，理想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

历史上，这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由于距离或需要协调大量人员完成全球性任务，自然会产生规模不经济。然而，在本世纪，这种假设不再成立：上述所有力量都在同时增强，并且无法避免频繁的相互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并提出一些策略，以保护这个日益脆弱的世界。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将这个正在兴起的世界描述为“茂密的丛林” ，在这个世界里，“大 X 将长期存在，服务于所有 X” 。

我们对大政府的恐惧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惧怕政府：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枪支，它可以用这些枪支伤害你。政府有能力摧毁你，这种能力远远超过马克·扎克伯格或加密货币卖家所能做到的，即便他们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正因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直致力于解决“驯服利维坦”的问题——既要享受政府提供法律和秩序带来的益处，又要避免君主可以随意处置臣民的弊端。

这一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府应该像一场游戏，而不是一个玩家。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可靠的“游戏场”，有效地解决辖区内民众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一个积极推行自身目标的代理人。

这种理想有不同的版本：

• 自由意志主义认为，政府推行的游戏规则应该基本包含三条：不欺诈，不偷窃，不杀人。

•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张避免中央计划：如果必须干预市场，应该设定目标而非具体方法，至于具体方法，则应交由市场自行决定。

• 公民自由主义强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防止政府在文化和知识领域强加其偏好的结果。

• 法治原则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制定法律来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并将执行这些法律的职责留给法院。

• 普通法最大化主义主张彻底废除政府立法机构：由分散的法院系统对个案作出裁决，每项裁决都形成先例，推动法律朝着某个方向小幅发展。

• “权力分立”原则是指将政府划分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旨在对其他部分起到制衡作用。

• 辅助 性原则指出，问题应在最能合理处理这些问题的基层层面解决，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权集中。

• 多极化意味着，至少我们不希望一个国家统治整个世界。理想情况下，我们还希望有两重制衡机制：

• 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周边地区过度实行霸权主义。

•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多种备份方案可供选择。

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府之外，类似的道理也适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被归类为威权主义的政府中，经济增长持续较低的往往是那些“个人主义”型政府，而不是那些“制度化”型政府。

政府并非总能避免具备游戏参与者的特征，尤其是在存在外部冲突的情况下：如果一个游戏参与者与游戏本身开战，那么他就会获胜。但即便需要政府具备成为游戏参与者的能力，这种可能性通常也会受到严格控制：例如罗马人选举独裁者的习俗，独裁者在短期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一旦危机结束，权力就会恢复正常。

我们对大企业的恐惧

对企业批评的一种简洁分类方法如下：

• 公司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邪恶的。

• 公司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它们很落后。

第一个问题（公司是邪恶的）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公司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优化机器。随着公司实力（无论能力还是规模）的增强，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用户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种模式常见于那些最初以自发性和业余爱好为导向的行业，这些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以盈利为导向，同时也与用户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例如：

左图：2009-2021 年新推出的加密货币中直接分配给内部人士的代币百分比。右图：1970-2020 年大麻中的 THC 浓度。

电子游戏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原本注重娱乐和满足感的领域，如今却越来越注重内置的“老虎机”机制，以最大限度地从玩家身上榨取金钱。就连大型预测市场也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它们不再关注诸如改善新闻媒体或提升治理水平等具有社会意义的目标，而是将重心放在了体育博彩上。

这些例子更多地源于能力的提升以及竞争压力。而规模的扩大则会带来另一系列例子。一般来说，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它就越有能力通过影响周围环境（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来获取利益。规模扩大十倍的公司，通过影响环境达到特定程度所获得的收益也是原来的十倍，因此，它会比小公司更频繁地采取此类行动——而且，一旦采取行动，它所拥有的资源也是原来的十倍。

从数学角度来看，这与垄断者为何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以牺牲社会无谓损失为代价来增加利润的论点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指的是市场价格，而垄断者通过限制销售量来“改变环境”。你能改变环境的程度与你的市场份额成正比。但用更一般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适用于各种情况（例如，企业游说、戴比尔斯式的文化操纵活动……）。

第二个问题（公司很乏味）是指公司变得枯燥乏味、缺乏活力、规避风险，并且在非常大的范围内（无论是在单个公司内部还是在公司之间）都产生了同质化的结果。

建筑风格的单一化是企业软弱无能的一种典型表现。

“没有灵魂（soullessness）”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它介于“邪恶”和“平庸”之间。“没有灵魂”用来形容那些为了点击量而让人上瘾、建立垄断集团抬高物价、污染河流的公司，似乎再贴切不过了；但它用来形容那些让世界上每个城市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拍出十部完全相同的好莱坞电影等等的公司，也同样贴切……

我认为这两种没有灵魂都源于两个因素：动机的共通性和行动主体的共通性。所有公司都深受逐利动机的驱使，许多拥有相同强烈动机的强大行动者必然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而缺乏强大的制衡力量来改变方向。

公司规模庞大，赋予其更大的动力去塑造自身所处的环境，从而产生共同的行动力。一家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对环境的塑造作用远胜于一百家市值一千万美元的公司。此外，规模庞大也加剧了同质化：星巴克对城市“同质感”的贡献，远远超过一百家规模只有其百分之一的竞争对手的总和。

投资者可以放大这两种动态。虽然（非反社会人格的）创业者如果公司发展到10亿美元并造福世界，会比公司发展到500亿美元却破坏世界更快乐（490亿美元的游艇和飞机不值得你被全世界憎恨），但投资者却远比他们决策的非财务后果更难应对。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那些渴望获得500亿美元回报的投资者会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只满足于10亿美元的投资者则回报更低（甚至为负），并且难以吸引资金。此外，持有多家投资组合公司股份的投资者往往会潜移默化地促使这些公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像一个合并的集体超级代理人那样运作。这两种动态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是，投资者监督其投资组合公司内部运作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能力有限。

与此同时，市场竞争虽然能够解决主体性的共性问题，但只有在不同的竞争者拥有不同的、并非仅仅追求利润的动机时，才能解决动机的共性问题。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确拥有不同的动机：公司常常为了向公众公开发布创新成果、秉持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或美学理念而牺牲利润。但这并非必然。

如果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共通性导致了缺乏灵魂，那么“灵魂”又是什么呢？我认为，这里“灵魂”的定义无非就是多元性：在这个语境下，它指的是公司内部各成员之间并非完全同质的那些因素的总和。

我们对暴民的恐惧

人们在积极谈论“公民社会”（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属于政府范畴的社会部分）时，总是将其描述为由大量各自独立运作的机构组成。当我让人工智能解释“公民社会”时，它给出了类似这样的例子：

人们在谈论民粹主义的负面含义时，往往会设想截然相反的情景：一位魅力非凡的领袖，能够煽动数百万民众直接听从他的号召，加入到追求同一目标的庞大群体中。民粹主义的核心是“普通民众”，但更确切地说，它构建了一种虚构的形象，即普通民众是 团结一致的——而且往往是为了支持某个领袖，反对某个被憎恨的群体。

当人们批评公民社会时，他们的论点总是认为公民社会未能完成其使命，即成为“大量各自为政的独立机构”，反而推动了一些新兴的共同议程，例如“大教堂”。

权力之间的均衡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我们都讨论了三大“权力”内部的权力均衡。但不同权力之间也存在权力平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平衡。

资本主义民主可以被描述为大政府和大企业之间权力平衡的理论：企业家既获得了挑战政府激进行为的法律工具，又获得了可以独立行动的资本集中度，但与此同时，政府可以监管企业。

钯金主义（Palladium-ism，Palladium是美国治理基金会的旗舰出版物）推崇亿万富翁，尤其推崇那些为了追求自身愿景而非直接追求利润而去做一些非同寻常的疯狂之举的亿万富翁。从这个角度来看，钯金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试图在资本主义中寻求平衡，既保留其优点又避免其缺点的尝试。

虽然两者都对创造条件至关重要，但最终星舰的诞生既非出于盈利动机，也非出于政府强制。

我个人对慈善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钯金主义相似。我曾多次公开强烈支持亿万富翁的慈善事业，而且我希望看到 更多这样的慈善活动。但我所希望的慈善，是能够平衡社会中其他力量的那种。市场往往不愿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政府也往往不愿资助那些尚未达成精英共识的项目，或者那些受益者并非集中在任何单一国家的项目。有些项目同时符合上述两类情况，因此往往被两者忽略。而富裕的个人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但亿万富翁的慈善事业也有其弊端：当它不再制衡政府，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时。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里就发生在硅谷：一些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风险投资家不再那么自由放任，也不再支持“退出”，而是更加积极地直接推动政府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作为交换，他们却让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府变得更加强大。

我更喜欢左边的方案（2013 年）而不是右边的方案（2025 年），因为左边的方案体现了权力平衡，而右边的方案则代表了两个极其强大的派系，他们本应相互制衡，却反而合并了。

三角关系中的另外两种力量之间也可以保持平衡。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第四权力”概念，正是将公民社会视为制衡政府权力的手段（然而，即便没有任何审查制度，权力也往往流向相反的方向：政府资助中小学和大学，并能对中小学的内容产生很大影响）。媒体报道商业，而成功的商界人士也经常资助媒体。只要权力流动不失平衡，这些机制都是健康的，都能增强社会的稳健性。

权力均衡与规模经济

如果要用一个论点来解释20世纪美国的崛起和21世纪中国的崛起，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论点：规模经济。这一点经常被两国的人们用来批评像欧洲这样的地方：欧洲有很多中小国家，文化、语言和制度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建立能够跨越整个大陆运营的企业。而在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则很容易将业务规模扩展到数亿人口。

规模经济至关重要。就 人类层面而言，我们渴望规模经济，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推动进步最有效的方式。但规模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拥有的资源是你两倍，我取得的进步也将超过你两倍。因此，明年我拥有的资源将是你的2.02倍。最终，最强大的力量将掌控一切。

左图：比例增长。初期微小的差异最终也变得很小。右图：规模经济增长。初期微小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大。

从历史上看，有两种压力抵消了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阻止了这种效应的出现：

1. 规模不经济。大型机构在很多方面效率低下：内部利益冲突、沟通成本、因物理距离造成的成本。

2. 扩散。人们在公司之间、国家之间流动，并将他们的理念和才能带到其他地方。较贫穷的国家能够与较富裕的国家进行贸易，从而实现追赶式增长。商业间谍活动无处不在。创新会被逆向工程。你甚至可以利用一个社交网络来推广另一个社交网络。

如果猎豹领先于乌龟，第一个效应会使猎豹速度减慢，第二个效应则像一只橡皮手一样，将乌龟拉向猎豹。但最近，一些关键因素正在影响这种平衡：

•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规模经济的超指数曲线比以前增长得更快。

• 自动化使得全球规模的工作可以在极少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从而降低了人力协调成本。

• 现代技术能够制造专有的软硬件产品，在确保用户拥有使用权的同时，又不泄露用户修改和控制的能力。过去，将产品交付给消费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国）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产品可能被他人检查和逆向工程。而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

基本上，规模经济正在提高，虽然由于互联网通信，思想的传播可能比以前更高，但控制权的扩散却比以前更低。

难题在于：如何在 21 世纪拥有繁荣的文明，实现快速发展，同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解决方案：强制进行更多扩散（mandate more diffusion）。

“强制进行更多扩散”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政府政策的例子：

• 欧盟的标准化指令（例如最近的 USB-C标准）使得构建与其他技术不兼容的专有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困难。

• 中国技术转让规则

• 美国禁止竞业禁止协议，我对此表示支持，因为竞业禁止协议迫使公司内部的“隐性知识”部分开源，这样一来，员工一旦离开一家公司，就可以将学到的技能运用到其他公司，从而造福他人。保密协议虽然限制了这种做法，但幸运的是，它们在实践中漏洞百出。

• Copyleft 许可（例如 GPL）要求任何基于受 Copyleft 保护的代码构建的软件本身也必须是开源且受 Copyleft 保护的。

我们还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提出其他想法：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各国政府借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制定相应的机制，但对（国内或国外）产品征税，征税额与产品的专有程度成正比：如果你与我们分享技术，包括开源技术，则税率降至零。另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想法是对知识产权征收哈伯格税。

但还有一种更“混乱”的策略，我们应该更多地使用：对抗性互操作性。

正如科里·多克托罗所解释的那样：

【对抗性互操作性】是指未经原制造商许可，开发出能够与现有产品或服务无缝对接的新产品或服务。例如，第三方打印机墨水、第三方应用商店，或者使用竞争对手厂商提供的兼容零件来维修汽车、手机或拖拉机的独立维修店。

简而言之，就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以某种方式与科技平台、社交媒体网站、企业和国家互动，从而从中获益，获取他们创造的价值。

一些可能的例子：

• 社交媒体平台的替代客户端，可以让你查看其他人发布的内容，也可以让你自己发布内容，但客户端会以你可以选择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过滤内容。

• 浏览器扩展程序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就像广告拦截器一样，但例如，它可以拦截推特上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 法币与加密货币之间去中心化、抗审查的交易，以缓解中心化金融系统的瓶颈问题。

总的来说，Web 2 的许多价值获取都体现在用户界面层面，因此，如果你能创建与平台及其其他用户使用现有界面仍能互操作的替代界面，那么你就可以继续留在网络内，但选择退出其价值获取。

Sci-Hub是一种强制推广工具，可以说它为提高科学领域的公平性和开放获取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种提高扩散水平的策略是回归格伦·韦尔和奥黛丽·唐关于多元性的理念。他们将多元性描述为促进“跨差异合作”——即在意见相左或目标不同的人们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讨论和协作，从而获得大型群体带来的效率提升，同时避免大型群体沦为单一目标导向型行动者的弊端。诸如此类的理念能够帮助开源社区、国家联盟以及其他非行动主体群体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扩散，使它们能够共享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并与内部组织更为集中的庞然大物保持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皮凯蒂的“r > g”概念及其通过全球财富税（以及另一方面，更强大的公共服务）解决该问题的设想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关键区别在于，我们并非关注“财富”，而是更进一步，着眼于造成财富无限集中的根源——扩散的不是金钱，而是生产资料。

我认为这种方法更好，因为它更直接地针对了危险因素（极端增长伴随排斥），而且如果运用得当，甚至可以提高效率。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并不局限于针对某种类型的权力。虽然全球财富税或许可以阻止亿万富翁权力集中，但它对强大的独裁政府或其他跨国实体却无济于事，甚至可能让我们更加难以抵御它们。一种全球分散化的战略，即强制技术扩散——告诉人们“要么与我们共同发展，并按合理的时间表分享你们的专有技术和网络资源；要么完全独立发展，我们将把你们拒之门外”——将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权力集中问题。

D/acc：让世界对多极化更加安全

多元主义的一个理论风险是“脆弱世界假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行为体能够对所有人造成灾难性伤害的世界。世界协调性越差，其中某个行为体最终想要这样做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人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加集中权力。而本文则主张分散权力。

d/acc（去中心加速主义）是一种补充策略，它降低了中心化权力的安全性。它涉及构建与进攻同步的防御技术，并且这种技术是公开透明、人人可用的，从而减少了因担心安全问题而中心化权力的必要性。

d/acc 技术的立方体

多元主义道德

奴隶道德观认为：你不配拥有权力。

道德准则告诉我们：你被赋予了强大的使命。

以权力均衡为中心的综合道德观可能会说：你不允许独裁，但鼓励你发挥影响力，并赋予他人权力。

这是对“支配权”与“控制权”区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种区别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一种无需控制即可获得权力的方法是提高对外传播的广度。另一种无需控制即可获得权力的方法是构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其作为权力杠杆作用的机制。

在以太坊中，去中心化质押池 Lido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Lido持有约 24%的 ETH 总质押供应量，但人们对它的担忧远低于其他任何持有 24% 质押量的项目。这是因为 Lido 并非单一主体：它是一个内部去中心化的 DAO，拥有数十个运营者，并采用“双重治理”设计，赋予质押 ETH 持有者否决决策的权力。Lido 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值得称赞。当然，与此同时，以太坊社区一直坚持认为，即使有了这些保障措施，Lido 也不应该控制以太坊的全部质押——而如今，它距离控制全部质押量还很远。

更多项目不仅应该明确思考“商业模式”（即如何筹集资源来支持其工作），还应该明确思考“去中心化模式”（即如何避免权力集中于自身，以及权力集中带来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去中心化很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会介意英语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TCP、IP和HTTP等开放协议的主导地位了。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去中心化则很困难，因为某些用例 需要用户具备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如何在不承担其弊端的情况下获得灵活性的优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项重要的挑战。